是两个出嫁的姐姐。她要买一些最实用的东西回去看母亲和姐姐，让她们也一起来分享这份快乐和喜悦。她还想到了上马坡的那个还不曾有过亲密接触的年轻人，她能到公社上班，全是俊强的爸爸努力的结果，她不能把人家忘了。她已经想好了，像电影上恋爱的年轻人一样，给俊强买一只好钢笔，再买一个硬皮本，在上面写上：送给最亲爱的人。给母亲和姐姐当然不能买这些东西，天眼看着就凉了，给两个姐姐一人买一条红围巾。姐姐和自己一样，从小就眼热别人的红围巾，可是她们出嫁的时候头上依旧没有红围巾，这个从小就有的愿望，现在就让她来为她们实现吧。母亲不需要红围巾，也不需要钢笔和本本，父亲不在之后母亲心里一直很苦，那就给母亲称上几斤白糖红糖，让母亲甜甜地暖暖心。
杏花在心里也细细地盘算过，扣过五块钱的伙食费和两块钱的零花，剩下的钱够了。
杏花没有听李秘书的话，而是把自己的主意牢牢地端在心里。
吃过午饭的十二点至两点是各机关下班休息的时间。这一阵子来往的电话几乎就没有，杏花趁这个机会上了大十字，去供销社给姐姐买红围巾，给母亲称红糖白糖，给俊强买钢笔和硬皮本。杏花来到大十字上，算算今天还是旧历十三，是下马河逢集的日子，可是大十字上却冷冷清清的没有几个走动的人影。过去一到三六九的集日，这大十字上就人山人海挤满了人，吆喝叫卖讨价还价的声音把整个大十字都淹没了。现在那种熙攘热闹的场面再也没有了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，大十字上的集市就被取缔了，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山羊尾巴割下来扔进马沟河让河水冲走了。
杏花从公社大院出来，闪过空旷的大十字，向对面的供销社走去。在大十字的一溜街上林林总总开着不少机关的门面，但供销社的门面算是最大的，地段也是最好的，正对着公社的大门，是大十字的中心。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被取缔后，代表着社会主义的供销社当然就要占领主阵地。
杏花浅浅的衣兜里装着第一个月领下的工资，轻捷欢快地跳进大门敞开的供销社商店。商店里和大十字上一样冷清，宽敞的商店里空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一个买东西看货的人，倒是长长的柜台里站着好几个女人，有年岁大的，也有年轻的，但这些女人就像电影收租院里的泥塑疙瘩一样，死死板板的脸上没有一点点表情。
杏花到公社上班一个月，还没有出来逛过街。来的时候家里把啥都给她准备好了，不需要自己再进商店去买什么，再说衣兜里也没有钱，没钱就不敢进商店。这一个月杏花基本上就没有走出过公社的大门，除了公社里的干部，别的机关的人她还一个不认识。
供销社柜台里站着的一溜女人有五六个，她们谁也不认识轻轻盈盈蹦跳着进来的这个好看的女孩，都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盯着杏花的脸看。她们不知道杏花是公社新来的电话员，只当她是路过的学生。
杏花让这几个女人瞅看的有些不好意思，珍珠般光洁白净的脸上起了淡淡的一层红晕，但她还是甩着两条细柔柔的辫子走到柜台跟前。杏花想着母亲，就最先走到食品柜台前，看着里面散装在搪瓷盆里的红糖白糖，心里就有了甜丝丝的感觉。杏花掏出五块钱，轻声细语像糖一样甜甜地说：“同志，给我称二斤糖。”
柜台里的一个女售货员往跟前靠靠，没有取纸包糖，却把一只保养的白白胖胖的手伸过来，粘着嗓子说：“号。”“号？啥号？”杏花把捏在手里的五块钱展开，俏丽的脸上蒙上一层厚厚的疑惑，不知道售货员伸手向她要的是啥号。“糖号。”女售货员再说话时语气就短促了，没精打彩的脸上就又多了一层不耐烦。“买糖还要糖号呀？”杏花珍珠般好看的脸上有了窘红。“哼。”女售货员又短促地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响，就把脸扭转过去。杏花窘红着脸，看着柜台里散装的两盆红糖白糖恋恋不舍地走开。她沿着柜台往前走几步，就看见货架上挂着一块红艳醒目的细线红围巾，这就是她和两个姐姐小时候想要拥有的红围巾。杏花有些缺憾的心又嘭嘭地跳动起来，因为才碰了一回钉子，底气就有些不足，她低声怯怯地问：“同志，上面挂着的这条红围巾多少钱？”
这边的售货员比刚才那个还要傲慢，她一脸蔑视地看着杏花，冷冷地说：“不贵，就是要的号多，你有号么？”杏花瞪着眼再说不出话。卧马沟山里的人那里知道现在供销社里的东西除了要钱还要号。号是个啥？唉，咋给你说哩。那个时候，中国的所有商品差不多都是要票要号的，就连二分钱一盆的火柴都不是随便能买到的，名目繁多的各种票各种号，简直就成了流通的另一种货币。不这样不行呀，不这样货架上就没有了商品，货架上没有了商品，就没有了繁荣，没有了繁荣的社会主义成什么了？
杏花从供销社里两手空空地出来，一样东西都没有买下。她委屈的直想哭。拿着钱买不下东西，这是个啥社会呀？手里没有东西咋回去看母亲和姐姐？伤心委屈的泪珠儿在眼眶里直打转的杏花低着头走进公社大院，就听到李秘书热辣辣的喊叫：“杏花，你干啥去了，吃完饭就找不见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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